从复古到新变——邢侗书学思想探析

作者:临邑县委党史研究室 张尚波 时间:2015-04-29 浏览次数:3999

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至明朝晚期,尚态舍法,竞尚柔媚,渐呈衰飒之风。邢侗以“二王”为宗,直追古法,力矫积习,孜孜不倦,以至晚年终有大成,使魏晋书风在薪火相传中得到丰富和发展。其“复古”和“新变”书论评鉴古今,言近旨远,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一个饱学儒士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虔诚和敬畏,以及其致力于“新变”的思虑和执着。

 

一、“复古”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

明代永乐以来,文坛上所出现的宰辅权臣领导的“台阁体”多为貌似雍容典雅、平实醇实的应酬八股之作。发展至明代中后期,其逐渐走向教条、僵化的深渊,已为时代所难容。“茶陵诗派”和“前后七子”皆以批判精神提出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的思想,对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、文风有着重要历史意义。在“前后七子”之后,邢侗与王稚登、李维祯、冯时可、董其昌结社,史称“中兴五子”,邢侗被推为盟主。他们继“前后七子”之遗续,借“复古”之名,推进传统文学领域的变革与振兴而名重一时。邢侗于诗于文其时在山东乃至整个北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  ,其挚友李维祯对其诗文有着很高的评价。他说“邢子愿崛起山东,而海内倾乡之,如岱宗之长五岳,如东海之表大风。其文出周秦汉晋诸家,殊非六朝所能尽,虽然即目子愿为六朝,亦吾邱寿王,所谓天下少双、海内寡二者也。”清莫树椿认为邢侗在明代其文学之贡献堪比唐代韩愈,称其“文起八代之衰,功同韩氏”。由于“中兴五子”相隔较远,相聚困难,再加上邢侗刚过花甲而病殁,未能在文学领域发挥太大作用。   

邢侗年少即显超人之才。七岁做擘大字,十四岁尽读家中藏书。嘉庆四十三年(1564),督学邹安福在济南看到邢侗的书法说:“此儿文笔,当以古作擅场,书法有前挚风。”谓“驹齿未成,徒益此儿过耳”。随招至济南泺源书院读书,一时传为美谈。他十八岁时考取拔贡,二年后中举。万历二年(1574二十四岁登进士第,殿试卷杂用沈度、王宠、赵子昂数千字,一字无遗。主考官于慎行见之,颇惊骇,叹曰“徐淮以北,固无此”。 邢侗在授直隶南宫知县之前,主要在家乡临邑和济南两地生活和读书。济南和临邑两地相隔仅百余里,临邑在当时又属济南府下辖之县。地缘相邻,文脉相通。此时,“历下三杰”的刘天民、边贡、李攀龙在文坛的影响力还比较大。边贡和李攀龙还分属“前后七子”。“历下三杰”之中的李攀龙又是“后七子”的首领,操海内文柄垂二十年。时任临邑训导的李应与复古诗人欧大任、李攀龙、王世贞交往甚密,并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临邑学子们读书习字的兴趣。清《临邑县志》记载了当时临邑文坛这一概况:“李应,维扬人。为邑分训。旧与岭南欧大任游结竹西诗社。所著古采府有汉魏风。他论著率沈古脱,去近习,字学精深,二王章草,枝山、雅宜纵其出入,点笔为烟岚水石,妙有元人遗法。邑故朴质赖应以风雅倡士俱。知有翰墨文字彬彬蔚起,厥功匪细云。”邢侗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,自然受“历下三杰” 、“前后七子”等复古思想的熏陶,开启了他“托古改制”的意志。

明初,以沈度、沈粲兄弟为代表的书家虽继承了赵孟的复古思想而崇尚晋法,但因过度讨好统治者的欢心,迅速演变成端正流美,一字万同、千人一面的“台阁体”书风而风靡朝野上下。明代中期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思潮的活跃,社会也酝酿着重大变化。民间布衣阶层职业书画家的崛起,则表现出一种合乎规律的反抗思潮。在这种背景下,以针对和纠正“台阁体”书法所带来的流弊,以祝枝山和文征明为代表的吴门书派逐步兴起,给沉闷的明代书坛带来一阵新风。吴派书法能从元代复古的误区突围出来,注重点画和结体形式的丰富多变,书风洒脱,气势豪放。吴派书家出于对赵孟的厌烦,重新肯定和师法被元代复古主义否定的宋代革新派的书法,而重蹈求近舍远的老路。其书法因缺少“弦外之音”、“味外之味”,情感表达过于直白,经过短暂的繁荣后,逐渐日薄西山。邢侗在《古今名人书法评》中说:

赵文敏一代清士,正行工力极尽无加。草书唯带偏俗,若增朗朗超箸,便是羲献入林。更胜国至今,文征仲差可比肩。祝京兆资才迈世,第隤然自放,不无野狐。王贡士宠,秀发天成,清池惠风,加以数年,未见其止。周天球秃颖取老,堂堂正正,所乏佳趣。王百谷遒媺不凡,未和古法。

邢侗在以上评价书家的书中,除赵孟以外,均属吴门书派。从明初至今,文征明比难入羲献之林的赵孟尚可比美。祝允明少时聪明,“五岁作径尺大字,九岁能诗”,曾“当疾书,思若涌泉。”与食古不化的伪古典不同的是用笔劲爽、通畅,起伏跌宕,富于变化,能从古法中走出来。但过于恃才任性而流于俗气。王宠书法气息疏灵,意态古雅,但未臻化境而亡;周天球虽取法规矩,但缺少韵趣;王稚登书法遒劲俊美,但不合古法。当时书坛几位风云人物在求变求新之路上,对古法没有“穷微入妙”,不是用法过了头,就是用法不到位,因而未达到自然之境。

如何补救晚明书坛颓废之势?南方的董其昌、北方的邢侗皆以力挽狂澜之气概,师法传统,汲取精华,从而自出机杼,开启一代新风。 

 

二、“复古”的标尺与实践 

针对这一时期书坛出现的种种病态,邢侗开出一味良药,那就是“复古”,并将“二王”作为一个标尺,来审视和评价晋唐以来的书风书貌。邢侗在“复古”上为何选择二王,而且更注重王羲之呢?为此,邢侗在《论书册》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

甚矣!书之难言也。降自史颉,次级三代,旨见迭击,用意玄微,笔法深奥,固非后人所敢仰测而臆度者也。迨乎汉兴,典籍毕出,然见行于世者则后汉蔡中郎邕,得授嵩山八角垂芒之秘,故有古隶今隶之别,遂为书家鼻祖。晋自渡江以来则右军王羲之,穷微入妙,卓然为千古书家之冠,后此虽有佳者,终不及也。隋唐五代几乎扫地矣。宋兴,诸君子不能无辽璞之叹,下此吾不欲观之矣。

邢侗称王羲之为“千古书家之冠”是有道理的,以现存作品和后世影响来看,是没有能与王羲之相抗衡的。经过多位帝王推崇倡导和历代书家传承弘扬,王羲之已家喻户晓,成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象征和符号了。《晋书王羲之传》说王羲之为“古今之冠”,羊欣谓之“古今莫二”。王羲之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,创造了一种新体,即把钟、张等古朴的书体变为更加新颖流变的今体。其笔力雄强刚健,结体诡谲多变。正如梁武帝萧衍在《古今书人优劣评》一文中谓:“王羲之书字势雄强,如龙跃天门,虎卧凤阙。”《别传》说他的字“千变万化,得之神助”、“自然万象、无以加也”。王献之在其父王羲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书法时代。他那种沉着痛快、流变研媚的书风在当时及后世很长时间受到欢迎。可以说,楷、行、草书经过“二王”父子美化、雅化,已经无美不至,众妙攸归了。晋唐以来,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书家不曾受过二王润泽的。但是距唐太宗把王羲之推为“千古一尊”无尚地位不足百年,风流蕴藉、以韵为胜的魏晋书风就受到冲击,并逐渐呈现庸化和俗化了。邢侗说:“初唐字尚遒健,得宋晋风。开元以后浸变为肥,至赵宋日趋重。”元代赵孟独步当世,纠正了宋末怒张暴露、师法不古的端弊,提出遵循古法、崇尚“二王”的复古思想,使元代书坛呈现一派清新古雅的风气。在明代,基于对赵孟复古思想的承袭和对其复古思想的批判,分别产生了“伪古典”和尚态舍法两种书风

邢侗在二十四岁前后即看到元明书家的不足,于是决定“易辙改途”,即取法乎上,舍近而远上追“二王”。据王玉池先生推论:邢侗于二十七至五十五岁近三十年的时间里,以师法和弘扬二王书法为中心,兼学魏、晋、唐、宋诸家,取得了巨大成功。《邢氏家乘》中说:“子愿自言,于右军坐卧几十年,始克入化”。三十年几乎占到邢侗艺术生涯一半还多,可以说他付出了最大的恒心和毅力。正如时人周之士在其《游鹤堂墨薮》中说:“近代邢子愿书,精研二王笔法,恒仿佛《十七帖》意,即其卷素所出,也多述王帖,可谓极意临摹者矣,宋齐而下,书法衰飒,晋魏风轨扫地者已非旦夕之故,乃公(邢侗)独裒然辟除陋习,追迹逸少,无论其精诣谓何,即其矢志,则已超人一等矣。”现今全国多地博物馆所藏邢侗的作品也大多数是其临王书之作。王洽在《来禽馆真迹续刻》中说:“盖先生此岁多临二王,省其形神,海内传之”。历代致力习二王者甚多,即得二王之景象,又得二王神髓者,有明一代却无人能出其右。明史高先在《来禽馆集》序中说:“书法工诸体……而其最令心慊意,尤在晋王,是右军后身,居然有龙跳虎卧之致,试取临池妙墨错杂诸名帖中,不辩之法古”。明黄克认为,其书若“杂之《阁帖》真,殆不可复辩”。邢侗在二王中主要学习大王的。早期临习的《圣教序》和《十七帖》等忠实原作,几近乱真。中晚期所临《十七帖》,在形式上多为信札、扇面或条幅,字形也较大,在用笔上与王羲之有所不同,多采用了小王的外拓法,同时也掺杂了米芾、赵孟等后人多种笔法,故与原帖区别非常大。邢侗晚年所临王书多加入自己的创意,这实际是对二王书风如何进一步发展作出的探索。

邢侗博学多才,其诗、文、画都有较高成就,因此眼界自然开阔。他在知古辩古方面也有着独到领悟和见解。自宋以来,因不少商家处于经济考虑,假托“二王”作品刻帖出售,其中有很多的拙劣之作。邢侗因此花费较长时间对传世王书作品进行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的工作。在《淳化阁右军书评》和《淳化阁本跋语》等文字中,其对王书真伪之作分别标注或短评。这些集录和评价至今仍不失为研究二王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邢侗在“复古”实践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汇刻《来禽馆法帖》,此帖纯为摹古。《来禽馆帖》原不分卷,有《十七帖》、《澄清堂帖》、《黄庭经》、《兰亭序》三种(安武本、吴睿本和赵孟临本)、西晋索靖《出师颂》和邢侗临北宋画家李公麟所作《西园雅集图记》楷书。《十七帖》是邢侗在诸多版本中,选择唐人双钩硬黄纸本刻入帖中。《澄清堂帖》是经过邢侗精准鉴别后的选刻本。张伯英在《法帖提要》中说:《来禽馆帖》中重摹《澄清堂帖》数十则,及唐摹《十七帖》二种最著……。子愿浸于书,选帖是有精识,摹勤亦出江南良工,以故迥异俗本。”张伯英为何对《来禽馆帖》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呢?除了由邢侗亲自钩摹上石,刻石名家吴应祈父子精刻之外,更重要的是邢侗独具慧眼,选择了王书的真品和精品,区别于“伪古典”所取法的那些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二王书法的翻刻本。

 

三、借“复古”以推“新变” 

在中国历史上,文学、书法、绘画出现的几次“复古”运动,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古人,更不是开历史的倒车而回到前朝。唐代韩愈是倡导古文运动的领袖,他曾提出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,非圣人之志不敢有”的复古主张。以“复古”为武器,一扫六朝浮艳文风。韩愈复“三代两汉”之古也必有唐人的特点,这就是出新。古人留下的艺术经典需要继承,但继承不是返祖,更不能刻意原腔原调,沉迷原汁原味。在传承古人的基础上,根据时代之变,人情之境之变,推进艺术之变,这是邢侗“新变”思想精华之处。

 一是文从俗变。前后七子”的末流,师古变为只知摹拟甚至克隆古人而不知变通,以至走上“照猫画虎”的剽窃歪路。邢侗在剖析七子的流弊时说:

盛之轶于初,而初之不及盛,则世代人情之境为之也。譬之酿焉,酎以重,温以法极,渐渍深而惬,洽灵和溢而天籁呜,盛之为盛可知也。

盛唐诗歌的辉煌离不开时代底气支持、江山之助和人的审美观念变化。这如同酿酒,方法不同,时间不同,味道自然也就不同。怎样推进艺术之变,邢侗在评析杨德润的诗文时说:“德润三徒而三变,其文章非精隳力废所致,……以是知德润文从俗变者也,非变于俗者也。”时代变化,人情之境之变,诗文、书法等一切艺术也得变。时代的声息就是书法的声息,不可作茧自缠,不能让人看到你的书法尽是旧字、死字、呆字。要在丰富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的基础上,挖掘内心潜能,超越原生的情境,将洞悉事物、感悟环境的观点与理念,经过美感意的浸染和渗透升华为艺术情感,出手的笔墨才会产生不同的凡响。文从俗变但不能变于俗。邢侗说“帝王书多酸馁气,方外书多疏茹气,北人书多怒强气,南人书多挛缩气。”他从积习的地域特点说明“变于俗”的弊端和心灵摆脱世俗物态的必要性。

二是出则规矩书法之“法”,实际是一种规则和规律。邢侗在《汪明生诗序中》说:“无法则无物也”。任何艺术形式如果完全抛弃他自身特有规律和规则,都不会存在和发展。但是法不是一成不变的,历代有大成就的书法家,无不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,再变法或出法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。学法为了出法,而不能死在法下。但怎样出法?邢侗说:

齐匠斫轮,綿驹捩,入巧泯矣。天则具焉。矧夫书为六艺之首,庸可苟焉。入乎规矩,出入规矩。出乎规矩,入乎规矩。如可论水墨毫颖之业矣。

邢侗在“入”和“出”两者中都强调一个“规矩”。邢侗对当时欺世盗名的“伪古典”批评道“今人才学执笔,便以己古人自欺,夸诩声价,欺世盗名莫此为盛,可丑、可丑。”这些人自认为是“古典的”、传统的,其实还没有踏进传论半步,只不过学了点皮毛,并没有理解传统的内涵。“出”也规矩,如果就不按规矩乱出,其书必“第颓然自放,不无野孤。”出乎规矩,就是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基础上,通过长期锻炼,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风格。但这条路最为艰苦,需要真才学、苦功夫和淡泊名利的心境。

三是变需“多识”书法作品是一个复合的载体,它承载了多种信息,并且能相互和谐、融合,彼此生发促进。如果只懂技法,没有渊博的知识、非凡的气质以及过人的悟性,其笔下作品必苍白无力。邢侗在评价王著书法说:“矧以王知微之中识兼以笔力缓弱,即日齐副为劲毫,比之佩之义,然终不能自振也。……此帖位置无差而笔意常少。”王著少识,缺乏千卷书的涵养,其书法徒有形貌,缺乏韵味。所编《淳化阁帖》,鱼目混珠,良莠不齐,误导了习书者,使开元以后的书风变得越来越差。书法的“变法”和“出新”需要素养的积累和人文精神的修炼,不然所谓“新”就没有厚度和深度。邢侗评名家、论法帖、跋书画,皆观点新颖,见解独到,切中机理。如《墨谈》文中说:“墨欲至实,实则烟沉;墨欲至虚,虚则至清;实实虚虚既沉复清,是曰墨神。”上述虽是论用墨之法,实为邢侗对儒家思想中和之美的诠释与尊崇。邢侗学古之精深,化古之天成,非有丰厚文化底蕴不可至此。

在邢侗五十四岁左右时,其书法摆脱了前人的影子,化古为新、化古为我了。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徐元用晚年手书集成了《千文》和晚年给友人的一些信札。后来,经同乡兵部尚书王洽多方收集,将其刻入瑞露馆《来禽馆真迹》丛帖中。邢侗三十六岁辞官归里,远离政治,对外交往又不多,所书信札多为故交拥有,外人很少见到,所以大多数人对邢侗晚年书法成就知晓甚少。近年,邢侗纪念馆影印了邢侗的部分信札,后有王铎的题跋。从这些墨迹来看,其书章草笔意甚浓,笔画挺拔雄健,墨色秀润丰满,结体宽博舒展。虽是小字,但有大字的开张之力虽在风格上较为统一,但每篇都是因事立意,任意而书,一作一貌,情感思绪尽泄于笔端。这种风格看似“二王”又非“二王”,有章、索的凝重古朴,又有米颠的痛快淋漓,与任何名家书法都有所不同,完全体现出了自己的个人风貌。在传统的继承上,邢侗虽然有退笔成冢、池水尽墨之功,但“新变”思想仍然贯穿其艺术之路,“易辙改途”“杂取诸家”“文从俗变”“出乎规矩”无不渗透着邢侗对艺术求新求变的追求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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